生当复来归
1. 首长一直住在中顾委给他安排的一个带院子的二层小楼里。 刚开始他还觉得两层楼太奢侈，给他住是浪费，不同意；后来看到有个很安静的小院，才点了头。 他让我们几个警卫员炊事员都搬进去，我们便在院子里种了些花草和蔬菜，和他同吃同住；后来知道秘书同志一个人住得远，上下班不方便，他就让秘书同志也住了进来。过了两年，他又听说某个一般干部拖家带口，住房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就干脆把一楼也安排了出去。这样，本来冷冷清清的小楼现在住满了人，又有孩子，变得十分热闹。 有一年春节，我们照旧聚在一起吃饭。饭后，孩子们要放鞭炮，首长就在院子里那株梅树底下，含着笑看他们追逐、嬉戏。 正到了梅花开的季节，雪地里纷纷扬扬落满了这些浅粉色的小花，和鞭炮的碎纸皮、孩子的笑闹声混在一起，显得二月的京城很有烟火气。 “小陈啊，”望着傲然绽放的枝头，首长突然开口，“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梅树我总觉得才栽下来，现在竟然都已经长这么高了。” “就是啊，首长，”我挠挠头，回答道，“前两年我还老担心种不活呢。” “嗯。”他点点头：“又是新的一年啦……”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岁末。 年关要到了，赣州南边的一个小县城里，一条街的商铺都挂上了红彤彤的灯笼，部分掌柜还在忙着张罗伙计们内外点扫。来往路上的人——哪怕穷得揭不开锅——手上也或多或少都拎着年货，喜笑颜开地往燃起炊烟的家里赶。这一年热闹得确实和往年不太一样：上头说，仗打完了。鬼子输了，国民党也跑了，这片他们耕种了几百年的土地一下子被宣布从旧的中国变成了新的中国——一句“新年吉祥”也就成了一个魔法，让旧的、坏的、死的一切都被留在过去了。 日头沉到了山坳里，县城里还在张灯结彩，而此时城外北郊的金莲山，已被黄昏压得只剩一片遥遥的黑影。 半山坡的一座孤坟前，东北军区的总参谋长正独自一人，精疲力竭地把一株半人高的小梅树栽进刚挖好的土坑里。他没带警卫、一身便装，裤腿上全是泥，全然看不出竟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干部。 栽好树苗，他又拎起铁锨盖上肥土，从不远的山沟里打来一桶清泉，给树苗浇上水，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地检查了好几遍才放下手头的工具。 孤坟上插着的那块木牌已经朽坏了，只勉强看得出来人名，他把这块木牌扶正，过了一会，似乎是又觉得不妥，把那块草率的破木板抽了出来，扔到了一边，才像卸了力一样在孤坟旁坐下。 “刘博兼，”他枕着孤坟上长出来的野草，喃喃地说，“我有点累了。” 深山里的枯枝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南国已经渐渐有了冬天的寒意，他翻出了包里的一条旧围巾，抖了抖，披在了身上。 “少山同志说你葬在了大余梅关，”他自嘲般笑了笑，“结果，我在梅岭上找了三天三夜，简直是要把山上的每一寸土都翻过来了。谁知道那帮反动派最后把你弄到这里来了呢？” “还好，我在县城里碰到了老张——就是以前搞地下工作的那个张良同志。他是本地人，认识路。你在这里，也是他告诉我的。” “你别气我来晚了，博兼，”他说，“早上来的时候，你这地方草都长得快有人高了，他们给你做的木牌子也烂完了，我就马上下山找石匠打了新的，又去买了树苗。忙了一天，现在才有空坐下来，和你说说话。” 天色彻底暗了下去，地平线上最后的一点光晕也消失了。 “这次我休假时间不多，过两天就要走了。现在咱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嘛——前几天我刚收到任命，要去政务院新成立的外交部担任苏联东欧司的司长，”他看向夜空中高悬的月亮，“我这身军装穿了二十年，现在，要脱下来了……” 山中仍是静悄悄的，林间偶尔有几声冬虫鸣叫。 “刘博兼，十四年了。”说到这，他突然止住了，再开口时，声音竟带着些哽咽，“我想你了。” “十四年了……这十四年发生了好多事，仗打完了，人民解放了，”他皱着眉，把发抖的声音敛了回去，“咱们的革命胜利，我也见到了。” “我答应你的，你要我干的，我全都做了，”他把头轻轻地靠在坟包上：“可你这骗子……怎么一次都不来梦里看我？” “有时候半夜醒了，总觉得是你——我总觉得你还在守着我。长征时我害了那么重的病，后来延安到沈阳的飞机又失事了，可我竟然都活了下来，活到了今天。”他笑了笑，眼尾拖出几条鱼尾纹，“博兼，这大概是你在帮我吧。” “你说，是不是我现在年纪大了，变迷信了？可咱们当了大半辈子的唯物主义者，你就让我迷信这一回吧。” “以前总笑你老，”他摸着自己鬓角的白发，“可我现在竟然都比你长一岁了……” 夜深了，荒坡上没有人，没有鸟兽，也没有纪念碑。除了他自己的声音和一点洒下来的月光，这里什么都没有。 共和国的第一代外交官，一位久经沙场的解放军将帅，就这样坐在一座没有名字的孤坟前，对着一个被留在过去的影子絮絮叨叨：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或者西北的黄土高坡、林海雪原中的军工厂……那些故事——后来被人们郑重其事地称之为历史——重要的，不重要的，像要将这十四年说尽一样，他就一直这样断断续续地讲着，直到灯火通明的县城开始撞钟。 钟楼里，古老的铜钟被撞响了三次，发出了三声肃穆庄严的巨响，从县城一直远远地传到山坡上。 他抬起手，看了看自己的手表：零时了。 城中的人开始放鞭炮，山的对面升起了几束绚烂的礼花，将深紫色的云层短暂地照亮，又在转瞬间便消逝了。 “刘博兼，”他低声说，“新年快乐。” 日子照过，马儿照跑，一九五〇年开始了。 2. 八十年代的时候，首长的身体状况常常令人担忧。反“围剿”时负伤的弹片还留在他身体里，长征时也落下过病根。到了“文革”期间，他又被没日没夜地批斗、关“牛棚”，可以说受尽了折磨。 虽然“文革”结束后慢慢调养好了一些，但首长毕竟年事已高、工作又忙，加上糖尿病、心脏病等病症一直伴随着他，每逢天气变化、抵抗力下降，仍不免要遭一番罪受。 有一年秋天，京城一直阴雨连绵。开始还是淅淅沥沥的小雨，直到某天后半夜，我被狂风吹开窗户的声音吵醒，才看到窗外下着瓢泼一样的大雨。外头正打着炸雷，雨水顺着窗口打进来，地板已经湿了一片——不知道首长那屋的窗户关好没有，我有些担心，便擅自进了他的卧室去查看。 果然，那屋子的窗户也被吹开了。我忙上去锁好，正准备离开时，却看见首长蜷缩在被子里，整个人不住地“打摆子”。我赶紧拿手背试了试他额头的温度，已经烫得吓人了——我立刻通知了医务人员，又去打水拧毛巾给他敷额头擦四肢降温。 秘书同志在胡同口焦急地等车。窗外的雨下得越来越大，闪电划破夜空，屋内刹那间一如白昼。我正在擦拭首长的颈窝，他突然不安地抓住了我：“别……” “——车来了！”秘书同志像落汤鸡一样跑进来。 我连忙俯下身将首长背起来。他的手不停地发着抖，却还是知道紧紧地环住我。然而，他的意识却已经不清醒了，在我耳边凌乱地说着胡话：“不要烧……我求你们，不要再烧了……” 我的脖颈渐渐地有些湿意，首长像是哭了。 真是奇怪。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首长哭；而在此之前、从此之后，我再也没见他落过泪。 // “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秀泉揪出来！” “把里通外国的潘震黑帮分子伍秀泉揪出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下半夜，伍秀泉是被整齐的口号声吵醒的。 一群红小兵撞开了他家的门，扯着他的头发把人从床上押到了院子里。房间里传来翻箱倒柜的打砸声——“咚”的一声闷响——有什么东西被推倒了，然后就是些砸碎锅碗瓢盆的声音。 伍秀泉冷眼看着他们像蝗虫过境一样，把这间中联部给他分配的小屋翻了个底朝天，只觉得膝盖跪在水泥地上，有些发麻。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现在穿着单衣被拖出来，有些受不了京城初春的寒气，整个人微微打着颤；尽管如此，伍秀泉还是将背挺得很直，始终带着一种共和国军人的威严和沉稳。 “报告！没有古董字画！”一个戴红袖章，留齐耳短发的红卫兵女将走出来：“找到了这些——” 另外两个红小兵——年纪稍微小一些，但也穿着一模一样的绿军服——拿了一块床单，兜着一堆一看就不值钱的东西扔到了地上：除了来往的书信，剩下的都是伍秀泉出访国外时友人送他的小纪念品。埃弗尔铁塔的模型，苏联产的旧手表，几个南斯拉夫的陶瓷雕塑……这位中联部副部长平时的生活简单到算得上质朴，哪怕把这块地皮掀过来，能搜出来的也就这些。 “——还有没有？”那个为首的造反派看起来不太满意。 一个小红卫兵把他的几套衣服翻了出来——那是他为数不多算得上体面的衣服，都是为了外事活动准备的：“找到了这个！” “收着——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证据！” 听见这话，伍秀泉从鼻腔里发出了声冷哼。他的帽子已经被扣得够多了，如今多这么一顶，似乎也不见得有什么：虱子多了不痒，他对自己说。 这场轰轰烈烈的斗批运动已经持续几个月了：一开始，只是让他写“书面检讨”——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伍秀泉自问一直无愧于党和人民，他实在不明白自己该检讨些什么，于是越是“检讨”，越是“不够诚恳”、“不能过关”。就这样，事态愈演愈烈，最后，他终于被揪到了批斗大会上，当“反面典型”，站在折叠凳上，被挂黑牌、戴高帽，车轮战式的挨批挨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秀泉、叛国投敌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黑帮分子……”戴红袖箍的民兵在主席台上念得义愤填膺，让这个打了一辈子仗的军人头一次知道自己还有这么长一串罪名。 上个月，他的身体终于被这帮人斗垮了，进了医院。如今病才好没多久，又被造反派闯进了家门。 伍秀泉试图仰起头来看那个为首的人——“跪老实点！”一个红小兵立刻把他的身子按弯下去，“狗日的修正派！”他骂道。于是伍秀泉只好改为目视正前方那堵中联部院子的高墙：这堵原本灰秃秃的墙面，如今已经是一个标语的世界了。 墙的最中央，用鲜红的正体字井然地粉刷几排口号： 学习最高指示！ 执行最高指示！ 宣传最高指示！ 捍卫最高指示！ 他盯久了这些周而复始又齐刷刷的字，眼前发晕——最高指示是什么？难道还有次高么？难道不能再高么？那除了最高的真理，难道还分次一级的真理和最下流的真理么？他是武人，不懂这些咬文嚼字的东西，而两个红卫兵还死死反剪着他的双手，不准他动弹，让他只觉得疲惫不堪，心中只盼着这帮年轻的“革命家”闹够了，放他去休息。 “就这些了，”几伙人终于把他的全部家当都堆在了院子里，连桌子椅子一块，堆成了一座小山，“全部搜完了！” “他妈的，反动老鬼，”造反派头子从那堆乱七八糟的杂物里随手捞了些看得顺眼的东西到自己兜里，便大手一挥：“剩下的，都给我烧了！” 几个人拿了火把过来，马上就要往杂物堆里扔。 听见他们要烧东西，伍秀泉发愣的眼神一下慌乱了，“小同志！同志，”他剧烈地挣扎起来，却一下被人按得更死了，于是只能拼了命地喊：“那些信和照片都是红军时期留下来的——不能烧——不能烧！” “你这个中联部最大的反革命，这里已经轮不到你说话了！”那个头子从另一个人手里抢来火把，点燃了木头桌椅的一角：“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典型的、万恶的‘封、资、修的黑货’！烧！” 杂物堆的小山最上头，一条已经洗得秃毛发白的灰色围巾已经被火苗点着了，连带下面的信和旧照片，燃起一片黑色的烟。 “不能烧！” 两个年轻力壮的红卫兵也没想到，这个头发都已经花白的军人身体里竟然还能爆发出这么大的力气，疯了般挣脱了他们的束缚。“我求你们，我求求你们，这个不能烧——”他边喊，边试图站起身，却因为跪着的时间太久，腿脚怎么也使不上力气，只能膝行着爬到了火堆边上，不顾灼烧的剧痛，想拿手去扑灭那条旧围巾上的火焰。 “妈的，”造反派头子急了，伍秀泉的“思想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要是在这里出了事，他也担不起这个责任：“拦着他！”他吼道。 几个年纪轻的造反派赶紧一把将他从火堆旁拉开——他们没掂量过力气，把他向后拉了个趔趄。伍秀泉仰面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条只剩一半的旧围巾，就这样从火堆里拽出了一堆烧得焦黑的旧纸片。碎片被焰流带着上升，继而在火光中翻飞，夜色下，竟像几只不幸的黑蝶。 见状，那个领头的一个箭步上前，想将伍秀泉手中的那半条破围巾夺过来，却没想到他此时居然如舍了命一般的不愿放手，将那块破布死死护在胸前。 “cao！”队长骂了一声，“把这狗娘养的摁好——” 两个人上来把他的两只手硬是掰开了，那半块围巾被重新扔进了火堆里。 “别烧了……”他眼睁睁看着火舌重新吞噬了这剩下的小半块破布——一股钻心的疼从他的脊椎爬上来——他愣愣地重复：“求你们……别烧了……我就剩这些东西了……” 没人理他。不过多久，这条灰色的旧围巾那就同那些残破的纸张一道，半数化为灰烬了。 中联部的大院，与墙上的那些大字报一起，被冲天的火光染成一片血红。云层下遮掩着半轮无瑕的月亮，它正以冷峻的目光俯瞰这一切——不过是又一次，人与人之间的杀劫。 ＊＊＊ “牛棚”不到两米高的吊顶上，挂着一个枯黄、昏暗，被苍蝇围绕着扑闪的电灯泡——这就是这间不到十尺见方的小屋子里唯一的光源。 这里需要照明的事物也实在不多：一张四条腿不一样长的旧木桌、一条脏得生霉的硬板床、还有一个供犯人解决大小便的尿壶，就这些。如果不考虑其中还住着一个活生生的人，这点光大概是足够用的；但如果考虑到一个人要顶着这样的光线生活、写作、思考，那这点亮堂未免也太过吝啬。不过，既然是“牛棚”，那么被关进来的，也就不再是人民群众，而是牛鬼蛇神，可以理所应当地受非人的对待——因此，有那么一点微弱的光，或许已经是一种仁慈了。 伍秀泉在这样一个黑恫恫的“牛棚”里，已经差不多关了一年。现在，他正顶着这一点光，望着桌上的那一沓厚厚的稿纸发呆：这是给他“交代问题”用的，而由于这位共和国军人的“冥顽不灵”，许多天过去了，纸上仍然是一片空白。 问题？他有什么问题？他建国前就亡去的父、兄，不过是在清人那里谋了份抄写文书的差使，怎么就成了“满清余孽的代理人”？他自己又怎么成了“封建势力的狗崽子”？难道就因为他在南斯拉夫当了几年大使，他就是“里通外国的潘震黑帮分子”了吗？“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名头又是从哪儿来的？这些事，他怎么都理不清楚——可他也睡不着。因为，只要伍秀泉一躺下，一合眼，批斗大会的广播和口号，就似乎又会在耳边响起： “……一小撮地富反坏右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总是要施展各种卑劣手段，进行煽动，制造分裂，煽阴风，点鬼火，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妄图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体育场上，最大的扩音喇叭字正腔圆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咱们要以毛主席思想为强大武器，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在各方面的修正主义流毒！”而主席台上的人则在带头喊，“——打倒里通外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伍秀泉！” “打倒中联部头号反动走资派伍秀泉！”另一个领头人喊得比他更为大声。 “打倒中联部头号反动走资派伍秀泉！”台底下的人开始跟着大喊。 那实在是种会令任何人都毛骨悚然的巨大声响：一旦他们开口，环形体育馆中的几万个人就会同时、整齐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口号，制造出一种几乎要将整个天穹都掀翻的，超自然的声浪。任何人，哪怕只有一次——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就不会再惊讶于受害者们的沉默了。 那一天，这个曾为共和国出生入死的军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毫无尊严地反扭着双臂、戴着高帽，在环形体育馆正中央向数万个人下跪。而在他旁边一同跪着的则是傅涟漳，一位善良且医术高明的医生。 “伍秀泉，”领头的红卫兵把一块黑牌挂到了他的脖子上：“你这个混进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 那写着他名字的黑牌子很沉，没有多久挂绳就已经在他脖子上勒出了血痕，他的脸也因透不过气而涨得通红。 “对，我揭发他，”主席台第一排的一个红小兵大吼道：“他写大字报，鼓吹苏修、南修，和刘修的‘三和一少’，给修正主义头子们贴玉镶金，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林副主席！” “还有——上次的批判大会，他带头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家详、傅涟漳，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对！包庇这个卫生部头号三反分子，天主教会间谍！” 批斗大会就像变戏法：从一个硕大无朋的黑箱子里随意地拿出两个彩色的号码球，将它们组合，就成了一项前所未闻，但十恶不赦的新罪名。 伍秀泉什么也听不进去。他的头很晕，长征时埋下的病根时常发作——这偶尔给他带来幻觉：底下山呼海啸的人声让他想起，很多年前有一个五月节，他也是这样被苏联人团团围住的。后面发生什么事了？他努力回想，然而正午的烈阳灼烧着皮肤，涌出的汗水沿着绳索泡着伤口，一同刺痒地侵蚀着记忆——他不记得了。 一个红卫兵端来一盆腥臭的墨汁，举到跪着的他面前：“动手，黑帮分子，自己抹鬼脸！” 伍秀泉抬头精疲力竭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高大，戴着绿军帽，长得像一个怎么也想不起来脸的故人——或许是因为这一点，这位倔强的军人才顺从地拿手蘸满了气味难闻的墨汁，一点点缓慢地往自己脸上涂，直到看不清他左脸那个标志性的伤疤。 “不够，反省力度不够！”红小将指着伍秀泉被涂黑的照片，“你们这些黑帮分子——”他把那盆高高举起，对着伍秀泉的脸上使劲一泼，墨汁就顺着他的眼睛、鼻尖和嘴往下流淌，一滴滴地溅到红卫兵脚前。 另一个红卫兵也走了上来，拿起一只毛笔，在他浆得整齐的白衬衫上写了一行字：“打倒黑帮分子伍秀泉！” 于是，像一种比试一般的——那个年轻的红卫兵索性揪起伍秀泉的衣领，将那剩下半盆腥臭的墨汁从他的脖颈灌了进去：冰凉的墨水先慢慢浸湿了白衬衫，然后像一条蜿蜒的黑蛇，穿过伍秀泉的腰间，顺着双腿从灰蓝色的裤子渗出一道道的黑色痕迹，最后由裤脚流淌到水泥地上。 “打倒死不认错，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共产主义路线的苏修分子伍秀泉！” 那个年轻人用自己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义正言辞地喊，而这一点声音，还没有等伍秀泉来得及分辨，很快就被千千万万同样的声音淹没了。 “——啪！” 昏黄电灯的钨丝烧断了，整个屋子陷进了彻底的黑暗之中。 3. 我们连夜把首长送进了医院。 万幸，最后首长没有大碍，医生说是劳累过度，需要好好卧床休息。打了退烧针又吃了对症药，窗外的雨声终于渐停。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晨光，待药效上来以后，首长才沉沉地睡过去。 天亮后，另外的警卫员来和一夜没睡的我换班。等我再轮班回到病房时，竟看见首长正伏在病床的桌板上，专心致志地审阅之前送来的书稿。 首长的脸色还是很苍白——我看向秘书同志，他无可奈何地冲我摇了摇头。 “不碍事。”见我一脸担忧，他只是笑着摆了摆手，“这两天把剩下的看完，就可以拿去反馈给出版社的同志了。” 斜阳从窗外照进来，带来点暖意。我给首长倒了杯水，守在病床边看他在书稿上拿钢笔认真地勾划——有些地方被他圈了出来，在空白处写了一大段墨蓝色的批注。 晚上，秘书同志回去处理材料，我留下来照顾首长。我见他精神头还不错，就去楼下打了壶开水。没想到开水房还要排队，等我回病房的时候，首长已经靠在床头，捉着笔睡着了。 他常年失眠，能安睡哪怕一小会也是好的。于是我轻手轻脚地过去，把钢笔从他指间取下来，又替他把桌板上的书稿整理好。 几沓厚厚的稿纸里落出一张老照片，我把它从地上捡起来： ——照片里的人虽然不甚清楚，不过我认得出来，那是刘博兼将军。一片白桦林中，他穿着军大衣，在纷飞的雪花里风华正茂地微笑着。 照片底下写了年份：“1928”，右下方还有一大团被火烧过的痕迹。 我小心翼翼将这张照片夹进书稿里，撤掉桌板，为首长掖好被角。 // 天亮了，看守的人过来把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拉出去开始劳动改造。 尽管是“改造”，然而这类重复性工作几乎只是为了折磨人而存在的：早上，这一帮“黑五类”，先是得拿一个小铲子，把那些漫天席地的大字报从楼道的阶梯和墙面上铲下来，然后用手推车一趟一趟地运出去；然后再拿着镰刀，去楼前齐腰深的污水河中割芦苇、茅草；或者再差一点，去打扫到处都堆着排泄物，恶臭熏天的公用厕所——这种繁重而充满侮辱性的工作将一直持续到傍晚，他们才会被允许回到那间十见方不到的小屋子里，吃点掺了沙子的米粥。 伍秀泉的情况早些年就已经不太好了，而现在又日复一日地浸在这种环境里，身体还没垮掉几乎是一种奇迹。 “42号，”另一个黑五类凑过来问眼神发飘的伍秀泉，“你还撑得住吗？” “还行，”他抿了抿干裂的唇，费力地挥动镰刀割下一把苇草，“昨天没睡太好。” 中联部的大夫给他开了地西泮，但现在药都被看守他们的民兵管着，一天只愿意给他半片——药效不够，有时候就算吃了也睡得很浅。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老头继续絮叨，他年纪比伍秀泉大许多，头发都快掉完了，如今也不得不吃这种苦。 “好了，好了，37号，”他一边宽慰老头，一边艰难地在这齐腰深的臭水河里移动，“肯定会过去的。”他这样说，然而心中却只觉得毫无底气。 其他人都各自沉默地拿镰刀割着野草，直到离远处一个河滩上的人发出了惊呼：“——那是啥？” 所有人都顺着声音望了过去：河沟上游，几百米开外的地方，正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像段浮木一般朝他们飘过来。 “好像，”一个目力好的人皱着眉望了一会，“——是个人呐！” 几个年轻些的人闻言赶紧跑到岸上，找了一根绳索将那浮着的人打捞上来——可惜为时已晚，人早就咽了气。正值盛夏，这尸体也不知道被臭河水泡了多久，已经开始发白发胀，像个充气的气球一般了。 “有没有认识这人的？”岸上的人围成了一圈，最里头的一个人喊着。 伍秀泉扯着水草爬上了岸，也挤进了人堆里。 他只看了那尸体一眼，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那具尸体就在那里躺着。五官已经被水泡胀了，平时干净整洁的灰布衣服上现在挂满发臭的水草，那双握笔写药方的手里全是淤泥。可伍秀泉仍然一眼就认出来了：是，那确实就是曾经给他治好了枪伤、又在长征的时候替他捡回一条命的傅涟漳医生。这个曾经的基督徒，在草地上为女红军接过生的仁医，挽救了无数性命的善良的人，此时此刻，就这样被草席随便裹着，躺在河岸泥泞的土地上。 “咱们要不挖个坑先把人埋了吧，”围观的一个人提议，“总放这也不好啊！” “不要管他了！”这时，负责看守的红卫兵走过来，驱散了围观的人群：“这个卫生部的头号反革命分子是畏罪自杀，他们这种人，都是自绝于党和人民！” 听到他的话，伍秀泉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了：“你他妈放屁——！”这位共和国的老军人冲了上去，盛怒之下揪住了红卫兵的领子：“你知不知道他救了多少人的命！”他声嘶力竭地吼道。 “滚开！狗日的走资派，”那个红卫兵力气很大，两个人在拉扯间一下将伍秀泉推倒在地，“别碰老子！” 其他几个卫兵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几个人架起像只困兽一样挣扎、怒骂个不停的伍秀泉，连拖带绑地把他扔到了“反省室”里。 而等伍秀泉一个周后，形同枯槁地从那个“反省室”里出来的时候，他看见报纸的头版上刊登了这样一条醒目的新闻： 本市昨天举行公判大会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威力 严惩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王明错误路线反革命犯 判处林寒、刘永青死刑，枪决立即执行 市革委会负责人和各革命群众代表发言：一定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看见这则新闻，伍秀泉像是见到了这天下最滑稽、最荒诞的事一样，在那间不足十见方的小屋中突然爆发出难以停止的，癫狂的大笑，一直笑到喘不上气、笑到双脸涨得通红。 “42号，”看守过来，直拿棍棒敲打那扇破木门，“笑什么呢，安静点！” 伍秀泉抬手擦干了眼角溢出的泪水：“没什么，”他脸上那痴痴的笑意还未退去，“博兼，你看，这真是个好得不得了的世道啊……” ＊＊＊ 入冬后，北京的天气迅速萧瑟下来，再过个十来天，一九六九年的第一场雪也该落下来了。而在已经冻得像冰窟一样的地下室里，十几个“黑五类”正被民兵驱赶着，如牲口一样，面向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站成一排。 “站整齐！一个个开始‘晚请罪’！”一个右手拿着《毛主席语录》的民兵，声音洪亮地对他们说道：“跟着念：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房间里的人开始无精打采地跟着念——他们垦了一天的闲地，尚有说话的力气已经不错了。 “大声点！”领读的民兵显然不太满意，“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话音刚落地，所有人齐齐将右手向自己的右上方挥了三次——这表示对领袖至高无上的祝愿。 “现在开始请罪！” 领读人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房间里响起此起彼伏的“认罪”声。这是个相当可笑的场景，一群被剃了阴阳头的“牛鬼蛇神”，在这间地下室里麻木地对着一张画像重复自己的“罪行”，尽管大部分人连自己的罪行是什么也不清楚：他们像牛羊一样顺从，只是因为这样就不必吃看守的耳光。 伍秀泉从破棉大衣里抖出一张纸，也与其他人一样开始讷讷地念：“——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罪犯42号向您请罪……” “大声点！” 他抬起头扫了一眼看守，突然扯高了嗓子，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我犯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我罪在顽固执行、坚持反动路线，站在苏修的反动立场……” 这种行为显然被当成了挑衅——他还没有说完，卫兵就给了他一耳光，把他的脸打得偏了过去。 伍秀泉的脑子有些嗡嗡在响，然而反常地，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抿了抿被打出血的嘴唇，接着念那张薄薄的纸： “——我有愧于党和人民，我罪该万死……” 这些都是“晚请罪”的一部分，对于他们的侮辱，伍秀泉早就习惯了。只是37号上周死在了牛棚里，能说话的人又少了一个，他有些寂寞。 等他平静地念完了那张纸，太阳也快下山了，卫兵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放他们回去休息。 回到了“牛棚”里，看守的人把一片地西泮用小刀分成两半：“这是你今天的药，42号。”他将其中半片捏起来递给他。 沉默地把药片握在手心里，伍秀泉回到了自己那间阴暗又潮湿的牢房，又开始对着墙壁枯坐。就这样，一直到后半夜，看守全都睡着了，他才从床铺下翻出来一个脏兮兮的小瓶子，把药片放进去，晃了晃——没什么响声，里头已经快满了——于是，片刻后，他又将这些被掰成两半的小药片全部倒在了桌子上。 一片。 两片。 三片…… 昏黄的灯光下，他耐心地用手指点着数，然后将它们拼成一个完整的圆。这是攒了六十天的量：不多不少，正好三十片地西泮。他怕不够，还偷偷藏了十几片降压药，堆在桌上，像一盘被拆得七零八落、阴晴圆缺的月亮。 又点了一遍数量，他像松了一口气似的，楞楞地看着自己已经变形的指节。过了一会，脸颊上传来一阵湿热，伍秀泉抬手，才发现竟然是一行眼泪。可为什么哭，他根本不知道：眼泪只是从眼眶中流了下来，而他既不感到悲伤，也没有痛苦。他只觉得平静。 这大概是因为这几年他的记忆变坏了。 一开始，只是不记得那些无足轻重的琐事：几个具体的年份，数字，或者地点；然后他发现自己遗忘了曾经历过的某个事件，即使那很重要；最后，他惊恐地发现，无论他如何尝试，他都回想不起那个人的脸了。在黑牢里，没有照片、没有文字——有时候，伍秀泉几乎就要以为那些他赖以为生的记忆是假的，是一个人在绝望之中的幻想，或者只是一块被海水锈坏了的军籍牌。可他马上又会想起那双手的温度——那不是假的。 他把自己的手贴上了脸，手指粗糙，很凉，掌心因为泪水有些湿润。怎么也不像那双手在他脸上抚过时的温度。 伍秀泉带着些遗憾地把手放下，讷讷地对着墙自言自语：“好了……博兼，时候终于到了。” 他从枕头下面翻出了一小块纸包着的麦芽糖——那是李戈莉来探视他的时候，偷偷塞给他的——剥开糖纸，抖着手放进了嘴里。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小杯凉白开，深吸了一口气，便将那几十片小药片分两次送水吞了进去。地西泮的苦味让他忍不住皱了皱眉：这世界上或许只有一个死人知道，这个连流血都不怕的共和国军人其实很怕吃药。伍秀泉不喜欢苦的东西，他不喝茶，不喝酒，不喝咖啡，甚至尽量求着自己别生病。为了把这些小药片都咽下去，他用舌头把那一小块糖裹得很紧。 外头的看守正靠在椅子上打瞌睡。桌上，革命委员会要他写的“交代书”已经被他用偷偷捡来的小石子整整齐齐地压好了，白纸上只有潦草的两行字： 我不是里通外国的黑帮分子。 我不是修正主义的反革命。 这么多年，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悔过的了。他能写的，能留给别人的，就这些。 药效上来了，身体逐渐像一片羽毛一样轻。三十三年了……伍秀泉迷迷糊糊地想。他已经走了三十三年了。有些时候，伍秀泉甚至有些恨他，恨他就这样把自己留下来，然后守着那几张薄薄的纸活了这么多年。可一看到他留下的照片，压垮人的想念又把那点恨冲淡了，最后留下的只有心口上的一道天堑。 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恍惚间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伍秀泉”，又或者是“42号”……不知道为什么，他竟害怕起来：他不怕死，他只怕他老了，变样了，到下头去，刘博兼认不出来他。 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传来。 “——叫医生！叫医生……” 这是他听见的最后一句话。 4. 首长这一觉睡了很久。 等他醒来时，天已经全亮了，病房外隐隐传来人们走动的声响。 “首长，您醒了？有哪里不舒服吗？”我看他睁开眼睛，忙凑过去观察他的状况。 这时秘书同志也进来了，我们俩都很紧张地看着他——他昨晚没吃安眠药，一觉睡到现在属实罕见。而首长才从睡梦中醒来，似乎还有些恍惚，只是缓慢地摇了摇头，把目光停留在了窗台上。几只麻雀正在外头叽叽喳喳，我以为他是觉得吵闹，忙想打开窗户驱赶。 首长却按住了我的手，“没事……”半晌后，他温和地笑了笑：“由它们去吧。” “那我拉上窗帘？” “不用。”他收回了目光，喃喃道：“我刚才，做了一个好长的梦啊……” // 他躺在一条陌生的河流里，望着所有的时间在他之上流淌。 第一次，他梦见一只夜莺来吻他。 那是在贝尔格莱德时的事。他那时住在弗拉基米尔的房子里——这位老绅士去了中国，因此就将乡下一套闲置的、带花园的房子让给了他们。因此，伍秀泉偶尔也会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们一起去那度假。房子就建在多瑙河旁边的林地里，每日有许多水鸟掠过河面，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时他总在卧室的窗台上见到同一只夜莺。他曾经试过赶走这只不请自来的小鸟，可没什么用。 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是一位乌克兰人，她和伍秀泉平时也说俄语沟通。某天，他无意间在餐桌上提起此事，这位见多识广的太太是这样对他解释的：“皮达可夫先生，”她把面包切成两半，涂上黄油和蜂蜜递给他，“夜莺是种吉祥鸟，您一定是有好事将近才这样的。” “是吗？”外交官接过面包，疲惫地道谢，“希望如此吧。”那时他正因为国内热火朝天地批判“南斯拉夫道路”的消息而感到焦头烂额，有时整夜地睡不着觉。 “告诉您一个我奶奶那一辈人的传说，”她给伍秀泉的红茶里加入几块方糖，“基辅罗斯本来没有夜莺——是乌克兰人悲伤的哭声将他们吸引来的。这种鸟听见了众人的号哭，就唱起了甜美的歌，从那以后，人们才重新获得了快乐，”妇人看了一眼他紧缩的眉头：“总之，皮达可夫先生，它是个好兆头，或许，它也盼望着您能开心呢！” 抿了一口红茶，外交官望向窗外蓝色的多瑙河，过了一会，他漂亮的黑眼睛弯下来露出一个真正的笑：“嗯，我相信你，米哈伊洛夫人。” 夏天结束之前，那只夜莺依旧每晚在他的窗台上停留。 装着记忆的玻璃瓶从他眼前漂过去，他看见蓝色的多瑙河在转瞬间变成了黑海之滨的涛声。 “秀泉，别爬太高了！” 伍秀泉一低头，就看见刘博兼站在防洪堤下朝他喊。 “知道啦！”被海风吹得乱七八糟的青年朝底下的人挥挥手：“书记，我看见了——对面有一座岛！” 他继续赤着脚往前走。海岸防洪堤的水泥砖上长满了青苔，还覆盖着大小不一的牡蛎壳，走起来有些刺，然而内陆长大的青年军人每每见到阿纳帕那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就像一只撒欢的小狗，兴奋得什么也顾不上了。 “走慢点，秀泉，”刘博兼不紧不慢跟在他脚下，偶尔提醒他两句：“上头滑。” 伍秀泉俯视着这位一向沉稳的军官，起了些恶作剧的心：“那我要是真跌下来怎么办？这么高，起码得摔断一条腿吧——” “小疯子，别闹了。”刘博兼无奈地仰头，顶着刺眼的阳光看他，“你不如跳下来试试，看我接不接得住你？”他朝年轻人张开双臂。 “真的？” “真的。”军官这时还空张着双臂，姿势莫名有些傻气，只是他脸上倒还挂得住。 “那我真跳下来了。” “好，我接着——” 伍秀泉没等他说完，就毫不犹豫地纵身从这两米多高的堤坝上跳了下来——军官的手臂果然稳稳地擒住了他，年轻人得意地趴在刘博兼肩膀上笑：“你看，我就说嘛。” 抱着他，年长者似乎松了口气：“以后不准这么闹了，”他揉揉伍秀泉的头发，“你就真不担心摔坏了？” “我担心什么呀？”年轻人眼睛亮晶晶地啄了一下他的嘴角：“你总是能接住我的，对不？” 耍赖的青年随口玩笑般的一问，反而叫刘博兼呆住了。过了许久，他才敢开口：“好，”他紧了紧抱着年轻人的手臂：“我答应你。我接着你。” 白浪拍打在黑色的礁石和堤岸的水泥墙上，溅起几簇水花。 浪花散尽了，他回到了伏龙芝的雪林。 他此生从未目睹过这样的大雪。 如世界末日一样的雪从黑色的天幕上一刻不停地落下来，积雪很快就有了齐腰那么深。如果不是前面有一个人在举着炬火，烧出一条刚好能容人通过的小径来，那他早就被活埋在这大雪里头了。 那人穿着苏联式长军衣的背影高大，宽厚，让伍秀泉觉得无比熟悉。 “刘博兼！”在呼啸的狂风中他跟上去，大声喊着。 走在前面的人没有回头。他只是偶尔停下来驻足片刻，等伍秀泉跟上他之后，又接着往前了。 “刘博兼，你等等我——”他艰难地顶着大雪前进，周围越来越黑暗，最后连一点月光也看不见了，只剩前头那人手里的炬火在风中忽明忽暗。跟着那个黯淡的光点，伍秀泉一直走，也不知道在黑暗中走了多久，才终于在这条狭窄逼仄的小路尽头看到一点亮光。 那个人就在白色的光晕前等着他。 “刘博兼，”他快速地跑上去，带着些恼怒站在他面前：“你为什么不回头？” 他还没看清眼前，那个举着炬火的人便很快地抬起另一只手，挡住了他的眼睛：“秀泉，”一个熟悉无比的声音响起来：“不要看我。” 覆盖在眼上的手冰凉得吓人，可伍秀泉确信无比——那确实是刘博兼的手。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他开始觉得委屈了，“就那么不愿意见我？” “秀泉，不是这样的。听我说，”那声音依旧克制而沉稳：“这不是你该走的路，你该回去了。” “你不和我一起？”他急了起来，“刘博兼，我能去哪儿？”他挣扎着要拉开那人的手，却被他一把抱住了。眼前突然没了手的遮挡，他发现他们已经站在了那个白色的光点前，而就像墨水晕开一样，那个白色的小点在黑暗中越来越明亮。 “秀泉，这问题，”抱着伍秀泉，他温和地说，“不是要你自己来回答么？” “……我能去哪？”他迷茫地说。 “你抬头看。” 伍秀泉抬起头来，刚才鹅毛一样的雪已经消失了。此时他们站在澄澈的寒夜中，群星正在他们头顶的苍穹之上熊熊燃烧。草毯尽头有一条灰色的大河。他认得，那是遥远的阿穆尔河。他想起来了：他是怎么跨过那条静静流淌的河，回到这片土地上，挣扎着活下去的——除了九死而未悔的理想，还有另一个人对他的那场摧枯拉朽的革命。 他什么都想起来了。 “又到了这种时候了。”像明白了什么，他把头埋进对方的肩窝：“刘博兼。你总这样，”伍秀泉眼圈发红，但这一次，泪却始终都没有落下来，“……但我们会再见的，对吧。” 那个始终看不见脸的人，只是把自己的大手按在他的后颈上：“对，我保证。”就如以前一样，他郑重地说： “……我们一定会再见。” 那个光点越来越大，最后，笼罩了整个世界。 “医生，医生！”他听见有人在叫嚷，然后是脚步来去的声音，“——病人醒了！” 尾声： 首长的病终于在快开春的时候好透了，而出版社的同志也带来了好消息——那套丛书很快就可以下印刷厂了。不过，就算是春雪初消的季节，北京城的天气还是很寒冷，因此，医生建议首长去温暖的南方休养一段时间。 首长平时的工作很忙，我本以为他不会同意。谁知道首长紧锣密鼓地忙了一阵，某一天忽然叫我回去收拾行李，准备准备陪他去一趟江西。 这是我第一次和首长出行，多少有些紧张。一方面担心首长的身体，一方面又担心路上出什么意外。从机场出来，上了安排给我们的车，我还是一路都板板正正地坐着。也许是我紧绷着脸的样子把坐在后排的首长给逗笑了：“小陈啊，”他从后头拍了拍我的肩，“咱们这又不是上战场。” “好的，首长。”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本以为我们是要去南昌那一类的大城市，但此刻车已经驶过了下高速去赣州的岔路，正往县道上开去。 “去见一个，”他迟疑了片刻，说道：“……故人。” 我们的车停在了大余县城南边的金莲山下面。再往上就是石板路了，车开不上去。首长最近精神养得不错，于是便让我扶着他慢慢往山上走。古道南北遍植梅树，此时正是梅花盛开、香盈满径的时节，因此，除了我们，还有许多游人也来赏花，很是热闹。 往上顺着步道走，还路过了一处遍植青竹的古刹。大概是到正午了吧？里头正飘渺地传来些钟声和诵念，让人心神感到莫名的宁静。 “首长，”我见首长有些累了，忙问道：“您要不要歇一会？” “不歇了。”他虽然有些喘，不过仍是笑了笑，“就快到了。” 我们接着往上走，没多时就到了半山腰。这山不算高，但林木种得很密，有种苍松环抱之感。眼下快到春天，鸟叫虫鸣也时隐时现，显得十分惬意。我跟着首长穿过一条林木间的小径，那后面居然有一处陵园：看起来像新修的，每一座坟前都有一块花岗岩雕刻的墓碑。而这座肃穆的陵园正中间则竖立着一个高大宏伟的纪念碑——“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朽”字下面摆满了花圈和花环，围绕着石碑，组成了一片五颜六色的花海。 “这是前几年刚修起来的，埋的都是当年长征时牺牲在后方的战士，”首长对我笑了笑，“也算是了却了家属们的一个心愿吧。” 首长带着我走到了陵园最深处的一棵梅树下面。那也有一座坟茔，只是与别处的热闹不同，这里没有燃完的香烛或者纪念的花束，稍显冷清了些——看来，除了我们，大概是没有什么人来祭拜。我凑近了看，那墓碑上只用正楷写着七个字：刘博兼烈士之墓。 “博兼……他没什么亲戚，”首长看我疑惑，主动解释道，“就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的。” 他掏出一张手帕，开始擦拭落了灰的墓碑；我也从陵园管理那里借来一把扫帚，把墓前的枯枝落叶清扫干净。好在这里有人按时清理杂草，省了我很多功夫。忙完这些，我把刚才在山脚首长吩咐我买的纸钱放下，又摆上点燃的香烛，才退到了一旁，然后看着首长扶着墓碑慢慢坐下，开始把装在塑料袋里的黄色纸钱一张张撕开。 “博兼，我来看你了。”首长一边整理着那些厚厚的黄纸，一边同冰冷的石碑说着话——这不是游人常来的地方，林中又静谧无声，所以他的声音即便放得很低，我也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你别怪我，这么久才来一趟——现在我才是那个糟老头了，身体不行了。” 首长把撕好的一沓纸钱放在那墓碑前用小石子压着，以防它们被风吹跑，然后又拿出另外一沓：“上次我们聊了什么？我都快忘了，现在记性也坏了，好多事情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接着絮絮叨叨，“好在前段时间，抓紧时间写出来了一些，文字总比我的记性可靠吧？” 那些纸钱差不多撕完了，于是他抽出一张，靠近香烛点燃后放进了纸堆里。这些薄如蝉翼的黄纸烧得很快，不过一瞬就聚成了一群黑色的纸蝴蝶，被火焰的流带着飞走了。 “对了，你说，”首长凝望着那团火焰从燃起到熄灭，然后继续聊他的家长里短，“那条围巾，我怎么就到处都买不到一样的？法国、比利时、苏联，哪儿都找了，感觉都不对……刘博兼，你说我当时怎么就没想过问问你呢？” “不过呢，也有些好消息。照片的事说过没有？”首长拿起一张纸把烛泪扫干，“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谁知道原来还有几张没被他们烧干净。前几年，古月邦同志告诉我在档案馆里找到了，还翻印了新的送给我留作纪念。这样也好——” 这时，首长微微侧了一下头，我猜他大概是想看看我离得有多远，于是忙作眼观鼻鼻观心状侍立。 见我这样，首长摇摇头，几不可闻地飞快笑了一下。过了片刻，他又开口时，竟是我从未听过的语气，仿佛一个无邪而青涩的少年：“你猜一下……照片现在在哪里？” 香烛快燃完了。山林外，除了虫鸟相鸣，还有游人带着孩子在嬉闹，一些清脆的笑声越过小径，悠远地传进墓园。正是春和景明、万物启蛰的好时节，阳光穿过梅树窸窣的枝叶，在石碑前的土地洒下一片温暖的光斑。 首长朝我招了招手，我忙过去扶着他起身。 等首长站定，一阵清风恰好自幽静的山林间吹来。梅树枝头那些盛开的花被簌乎吹落，白色的花瓣竟如大雪一样飘下，落满了首长的肩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