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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也可以自己辩护。你们从现在起说的每一个字都会被视为与本案相关。”已经出门的小多回头说：“跟她没关，她是我的室友。”我呆呆的，早就没了动静。我们两个被四个警察前后看管着下楼，螺旋形的黑色楼梯像是个没有底的深井，我们向下走，越陷越深。房东在楼下，倚在门边上看着我们。后面的警察催促：“请走快一点。”大门外面忽然进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方形的金色盒子，他与刚刚下楼的我们打了一个照面，身体立时闪到一边，给被警察簇拥的囚犯让路。快要出门的时候，我听到那位年轻人提到我的名字，他问房东，这位齐慧慧小姐住在几楼？我回过头来。房东努努嘴巴：“呶，就是她。”年轻人看上去蛮失望，他双手把盒子托起来让我看：“能不能把这个礼物收了再走？”警察的手扣在我的头上向下一按，我被塞到了警车里。为了防止窜供，我和小多在警察局里别分开。我被关押在一间不到五平米的长方形的小房间里，没有窗子，门是铁栅栏的，就像动物园的笼子，挨着墙有一圈长条形的木板，宽不到二十公分，人坐上去，只够支撑半个臀部，那是一个无比尴尬的姿势。除了我以外，这个房间里还关着两个人：一个白人女孩，年纪不大，画着浓重的黑眼圈，满脸的铜环铁定，她坐在我对面，双腿交叠，不停的抖动着；另一个是看不出来年纪的的黑人妇女，戴着花头巾，身体臃肿，身上的气味很大。我是在送我们来的警车上彻底醒过来的，也不再发呆，此刻脑袋里面再清楚也不过。只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从没坐过任何一个国家的班房，我没有自己的律师，也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我于是在脑袋里开始回忆自己19年的人生道路，我究竟是做错了什么，导致我现在在这里？我是不应该来法国？还是不应该念一个好学校？我似乎应该省下学费住一个干净或者安全些的房子，那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想着想着，我听见哭声，呜呜的从隔壁传来，原来小多就在旁边。我站起来，向门口走了几步，我听见她说：“这个该死的小裴…………”我说：“你为什么骂他？”小多在那边说：“一定是他害我。”我们两个隔着墙壁嘀咕，女警官从对面的位置上噌的一下站起来，走到这边来，手压在自己腰间的警棍上，威严的看着我，她的意思很明白：要安静还是要吃家伙？我也不知道哪里来了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我双手抓着栏杆说：“怎么会是他呢？他是你的男朋友啊。他怎么会害你呢？”女警官挥着手里的电棍说：“退回去！闭嘴！”后面那白人女孩哈哈笑起来，像乌鸦碰到了最好玩的事情。我看着警官说：“我渴了。”她用警棍指着我的鼻子说：“退回去！闭嘴！”第四章（下）我不知道等了多久，白人女孩被带走了，黑人妇女也走了，我坐在地上直到肚子疼，倒了三班的警官过来叫我的名字：“齐慧慧，出来。”我从里面出来，跟着一个警察穿过长长的阴暗的走廊来到另一个房间，只一张桌，一面镜子，两把椅子的房间，灯光是暗蓝色的，一个便衣手里拿着卷宗，向自己的对面一指：“请坐在那里。”我走过去，坐在那把稍舒服一些的椅子上，我说：“我渴了。”便衣倒了一杯凉水给我，我一饮而尽。便衣说：“有女孩子被利用替人走私，跟我们合作后，陈述了她们知道的所有情况，我们不仅不予以起诉，还为她们安排了就业和上学的机会，有人之后一直奉公守法，直到入了法兰西国籍。”我什么都没有说。他说：“也有人拒不合作，可是做了的事情不能当作没有发生过，证据确凿，她们被送进班房。”“…………”“法国电影不好。拍监狱的都是喜剧。其实根本并非如此，你想去看看吗？”“你让我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说你们的香烟从哪里，经过谁弄来的，说你们是怎样倒卖出去的——说跟这些相关的所有的情况。”“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是口渴。”我知道他在心里骂我是母狗。可是无论是我痛哭流涕还是歇斯底里的嚎叫，他都不会相信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我没有必要让他看热闹。我与便衣相持了半个小时，直到他接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不到一分钟，过程当中，他通过镜子打量我，神色有微妙的变化。没过多久，一位衣着考究，模样体面的先生进来说：“我是齐小姐的律师，从现在开始，她不会回答您的任何问题，我来为齐小姐办理保释手续。”便衣没有任何意见，我后来猜测，他的上司已经在刚才的电话里告诉了他因该怎么做。我在一些律师仔细审核过的文件上签字，然后被带回警局，走到外面的时候发现，已经是夜里了。律师先生说：“我的车子在附近，请等一等，我送您回家。”我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我的朋友呢？她怎么办？”“她有点复杂。因为她直接涉案。不过，我会想办法把她保释出来的。怎么样？齐小姐，您是要回家还是要去吃些东西？我可以载您去。”“我还不知道您是谁呢。”我说。“我为海格先生工作。”其实我刚才猜出了一半，只是我的心情是那样的复杂。我眼巴巴的指望着能被营救，我又卑微的希望着，那不是丹尼海格，而是别人，我不想在他的面前那样狼狈。好长时间我站在那里，看着丹尼海格派来的律师，我一动没动。律师先生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是的，齐小姐现在我的身边。”然后他对我说：“是丹尼，他问您是否愿意同他讲话？”我把电话接过来，手机拿在手里，鼻子和喉咙都疼痛起来，那么久说不出话来，哽咽着。过了好一会儿，丹尼海格在另一边忽然笑了一声，很轻很轻的一声笑，像一对打牌的伙伴，一个出错了，另一个给她拾残局，又安慰又促狭“哦，瞧瞧你”。他那可亲的声音说：“我本该去接你，可是在日内瓦有点急事，不得不离开里昂。”“嗯。”“微微，别为你的朋友担心，好好休息。”“嗯。”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成了丹尼海格的情人，当我们缱绻在香贝里那个临着贝尔热湖的房间里的时候，我平白无故的回忆起这一天的事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