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手表

    6.

    2003年的雪并不是在隆冬降下的，却大到足以把每种既定的轨迹都撞出一点小小的偏差。我是，曹志远是，棉麻厂，番薯苗，联合企业，什么都是。一场病的海啸冲碎了华南的土地，不再有什么十年计划，只剩下封城、锁路，和火葬场窿窿的黑烟不停地烧。直到七月，一切被洗涤得空荡荡：县里几十亿外债挂在银行，渐渐烂成一笔三角帐。承包商手下的工人每天都在拿命讨薪，留下基层焦头烂额。然而我连升三级，正值春风得意；曹顺华是只狐狸，他退休得机敏，权力交接、平稳落地；孙志彪则抛下他不成气候的小打小闹去了泰国，在曼谷尽情当个被骄纵的纨绔。

    只有曹志远rou眼可见地消瘦下来，几年积蓄的脂肪在那一年好像突然被抽空，两颊竟有清癯之势。于是我开始变花样哄他吃饭——这被我视为一种投桃报李的分内之事：我偶尔开车去打包虾蟹粥，盛在碗里看他一勺勺吃下去。“我的曹局长，你可得注意身体，”我拿筷子把粥里的虾挑给他，“不然局长垮了，县里的面子会好看？党和人民还需要你。”我打趣。

    他皱眉，扯出一点不置可否的笑容：“你怎么也老是左一个局长、右一个局长的？”

    “那行，老曹，你赶紧把这虾吃完，我好收拾碗。”

    他看了看碗里几只大虾，无言良久，开始动筷子，“……这段时间辛苦你。”他说。

    “辛苦什么？都多少年的交情。”我悄悄打量他额头的伤，浅浅一道，似乎不会留疤，好；颊上终于挂了点rou，也好，“你是得多吃点。”我说。还是胖点好看。我心想。

    他点头，喝完碗底的粥，开始翻砖头一样的行政法。里头已经拿钢笔写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字：还有精力看书，不是坏事。我起身打理两盆龙血树和虎尾兰，用布细细擦干叶片上的灰尘，修掉几支枯叶，最后再浇水。它们的纤长枝叶已经很有葱郁而静谧的样子，我很满意——这两株绿植是我送给曹志远的，他却很少有精力打理，大多数时候这些杂活都留给了我。

    “那碗我晚上来拿，估计今天又要加班——下午开会，你记得吃点东西垫垫再去啊。”我把水壶放进杂物柜，俯身收拾好保温盒，走了出去。

    下午三点，我走进会议室，人已经来得整整齐齐——除了我对面的空座椅。那一天大家的脸色都不太好看：最终，曹志远姗姗来迟，几个和他不对付的干部因此借题发挥，批评“有的同志”自命清高、骄傲自大、完全不把县里的纪律当一回事。算起来，他们也就高他一级，然而曹顺华退休，猢狲照例散去大半，他们于是决定借这个时机对新局长“敲打敲打”，“挫挫锐气”，似乎也正常。曹志远破天荒没有什么怒气，不解释原因，他只是滴水不漏地道歉，诚恳表示下次一定注意——直到晚上我叫他下班，他报出一个错误的时间我才知道，原来是他那块旧腕表坏得竟走不准了。

    这是一只苏联手表，马斯尼尼科夫表厂制造，指针和数字银白，嵌在磨花的深蓝表盘里，皮革表带的一圈已经掉漆。北国消失十二年，制表厂大概已经停产，我想这世界上已经找不到合适的陀飞轮来换修了。坏了的表被曹志远戴在他玉一样润的手腕上，这让我窥探到一种生活的残忍本质：这其中存在某种不能被我解释清楚的逻辑，但我隐约感到这种贯穿他三十余年人生的残忍并不都是血rou模糊的——这里面除了曹顺华的藤条、责骂，其罅隙还挤满了那些我已经习以为常、并缄口不言的日常琐事，具体而言，是这块不跑的旧表、几张从挂历上裁下来的打折券、被铲起的胡麻与桑苗。

    因此，我觉察曹志远生出一种微妙而陌生的羽翼正是从这只手表开始的：一个年轻一些的曹志远，不会隐瞒自己戴着一只坏了的手表，“齐飞宇，我这表又不走了，”我猜测，他会把表举到我面前，好奇地问我，“你说我们自己琢磨琢磨，能不能把它修好呀？”

    如果我们不将钟表视为某种关乎时间的隐喻，我会说，好啊，我们试试。